南京女孩小苏自学驾车，熟练后向南京市车管所申请考驾照，被了。今年1月，小苏以行政为由，把车管所告上法庭。7月30日，法院一审判决小苏败诉，小苏表示准备上诉。

　　庭审现场，有旁听者说，现在考个驾照太贵，初学者必须上驾校才能考驾照，这已经形成了垄断。而且今年4月，明确回应“不上驾校也可考驾照”；2007年，一深圳市民因自考驾照被拒状告深圳车管所，胜诉；衡水2005年就实现了驾照自考，拿到驾照的市民不在少数。

　　司法法律如果成不了“挡箭牌”

　　不去驾校省几千，为啥不让自考？

　　去年8月，南京90后女孩小苏跟着舅舅学开车。驾龄30多年的舅舅觉得小苏学得差不多了，带她去申请考驾照，被南京车管所了。理由是小苏没在有资质的驾校学习，不符合受理条件。

　　今年1月，南京驾校报名费3800元左右。自考驾照只要花700多元考试费，高效省钱，为什么不能参加考试？小苏认为，车管所应该对驾照考试严格把关，而不是通过的选择权。有网友说，驾培、考试二合一，造成市场垄断，更容易滋生。

　　法庭上，南京市车管所回应：《道交法实施条例》，学习驾驶应当按照交管部门指定的线、时间进行，应当使用教练车，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。《江苏省76号令》，参加驾培经营者的培训是考驾照的前提。面对越来越拥挤的道，应该加强驾校统一培训。南京驾培已经市场化，只是资质由车管所统一审核。

　　法院最终认定，车管所没有违反法律与行规，不构成行政。

　　就算允许自考，还是很多

　　今年4月，曾解释，我国法律法规没申请驾照必须经过驾校培训，允许不上驾校直接考驾照。但在现实中，自考驾照受诸多。

　　按南京车管所引用的《道交法实施条例》，必须使用教练车、按指定线学驾驶。然而教练车都通过改装并备案，普通市民不报考驾校，根本接触不到合格的教练车。目前，只有驾校的训练场地、线经过了管理部门审批。

　　有车主说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可以找一个管理松散的驾校挂靠，交一笔管理费。但即使克服种种困难，自考依然很难参加驾照考试。以允许自考驾照的深圳为例，2012年，深圳推出“散学申领驾驶证网名预约系统”，每月500个名额。网友说，报名很久都没有约到桩考。

　　深圳、等地车管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，从实际情况看，散学者的合格率要低于正规驾校的，往往要考多次才能拿到驾照。有网友说，很多国家早就实现自学考驾照，比如在美国考驾照，被戏称为“放羊式”学车和“式”考试。更何况，森林里应该什么鸟都有才生态，而不是只有一只垄断鸟。

　　相关评论

　　在发达国家或地区，一位要考驾照，通常情况是，你只要有一定的驾驶基础，那去报名就考即可，并不在乎你前面在哪里进行驾驶技术的学习和培训。

　　这个基本道理，到了中国这里似乎就行不通，即使法律法规有了相关也不行。

　　在江苏南京，一位90后的姑娘小苏在舅舅的教授下，已习完小轿车驾驶的理论与实际操作，随后她向南京车管所提出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，却遭到了；小苏姑娘不服，将车管所告上南京玄武法院，结果法院一审判决小苏败诉。

　　现在的私家车已经很多，家里长辈开上了车，晚辈跟着学开车，已经是很方便的事；这样的自学驾驶，确实高效又省钱，为何不让参加考试？小苏觉得，考驾照即使考不出来，车管所也不能她参加考试的，所以她把车管所给告上法院。这个“”很有意义，它不仅仅是一个的事，而是关乎公共利益，它完全可以看作是“公益官司”。

　　对于这类“自学成才考驾照”，此前就有人称之为“看上去很美”。今年4月，针对网友提出的“能否不参加驾校培训而直接参加驾驶证考试”的问题，回应称：我国法律法规没有申请驾驶证必须经过驾校培训对此，有的地方有限度地实行“散考”，有的地方则回答得很明确：目前只能通过驾校考驾照，将来才有可能放宽相关政策。

　　我以为，法律面前不仅人人平等，法律面前还要事事平等，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。在的层面，可以做任何事，除非法律这叫“法无即可为”；不可以做任何事，除非法律许可比如美国的就是以公为主旨的。“法无即可为”，本是一张巨大的“法律挡箭牌”，可在实际的司法层面，这常常会变成镜花水月。

　　法律在前面成了挡箭牌，在后头才有自如的活动空间。早先，曾有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，有句话脱口而出变成了名言，那就是“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”，说抱有某种动机的人，“什么法律也不了他”。这在大前提上就错了，因为法律本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，除非执行法律的把法律当成擦纸。

　　那么现在，“上位法”会不会最终成为小苏的“挡箭牌”？不知道。她的这起小小的案件，与其说是呈现了法律问题，不如说是呈现了社会问题和利益问题。机动车的驾驶培训是一个巨大的蛋糕，已经成为巨大的“既得利益”，其背后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的既得利益蛋糕，当然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的，有些地方化的，无形中就成了这个既得利益的伞。

　　有识之士早已指出，在立法立规方面，出现了“公共部门化、部门利益化、部门利益法律化”的倾向；一些部门悄无声息中已将利益塞到法律法规里头，特别是地方化的一些，随意性很强，裁量度很大，为既得利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。这样，法律和司法成不了利益的“挡箭牌”，也就“再正常不过了”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司法法律如果成不了“挡箭牌”，就会对司法法律失去尊重和敬仰。不久前，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明确说，“错案一经发现，惟有依法及时纠正、匡扶，方能让对国家树立起信心”。我举双手赞成这一说法，可真要兑现、真想变成现实，那还是很难很难。